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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生我们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符号

发布时间:2020-01-14 17:53:50 阅读: 来源:布贴厂家

欧阳晓红

就像是历史与现代的“混搭”,这是一张会勾起你记忆的微面孔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“价格双轨制”帮助中国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过渡,华生等人的贡献在今天再次得到肯定;他也是“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”的始作佣者;还是“股权分置改革”的推手。

这三大已被决策层采纳的建议,赋予华生——“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专家”之称谓,他将此印制在自己的名片上,另一称号是燕京华侨大学校长;其实他旗下还有市值数十亿的上市公司,但他一概抹去、淡化。

他轻描淡写道,“经商成功很偶然,不具普遍推广性,最大的心思还是在经济学研究。”

好比开微博时间不过半年多,却成为中国微面孔之一,华生说,他挺意外。他坦言,微博平台有被放大与扭曲之嫌,但也许能反作用于体制改革大门的推开。

时代符号

“为什么选上我?我的微龄不过大半年而已。”华生说。他很喜欢《中国微面孔》的创意,却有些惶恐——担忧自己“织围脖”的时间太短,恐入围资格不够。

一个冬日午后,坐在偌大办公桌面前的华生满脸都是困惑,但心情看起来很不错。或许他还沉浸在最近“价格双轨制理论”获奖的喜悦之中,他很看重此奖,“因为真正民主,没有任何外力,完全是几百个评委专家打分评选出来的。”

微博上,他这样写道: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和精彩:就像27年前莫干山会议时,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;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。一个社会怎样从这里向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和选举制过渡?这就和当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样,是个艰巨的挑战,从而也更需要今天时代的智慧。

答案已经滑到嘴边。华生试图通过微博传达他的思考,唤起共鸣,推动社会的进步。这已经足够了,这些积极向上的因子,正是促动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因素和力量。与此同时,总编辑约访函中“不在意粉丝量是否最多,而在意改变的促动者”之说法,亦给了他接受采访的理由。他被政府采纳的三大改革建议,无疑一一烙上时代印记。

某种意义上,经济学家的价值也在于被政府采纳的建议,及其推进社会前行发挥的动力。

华生回忆说,27年前的双轨制理论并非完美无缺,但为“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”提供了改革路径,且没有引起社会震动。另外,上世纪80年代,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,即国企按照国有资产的道路改革,包括今天国资委体系的构建最初缘自华生的建议。“那时,是当面向领导汇报建议;而股权分置改革的推动,是靠写文章,最终影响决策层。”

实际上,11月26日,因“价格双轨制理论”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华生,获奖之后,便在微博上解释,看重此奖,因其首次由经济学界自己组织民主投票产生。中国太多知识分子的问题是,他们向权势者争民主,但只要有自己的小领地,就不民主且独断专行。中国民主道路艰难之处正在此。

华生在微博上表示,价格双轨制实行的1985-1992年间,中国还没有富豪和私营企业,当年的官倒基本是公有制企业,他们把计划内倒成计划外,从而瓦解和转化了计划经济,使从来被视为最难的价改无险过关。推动庞大中国转型并非靠激进口号,而是要引入激励兼容而又不可逆的过渡机制。今天政治体制改革正需设计这样的机制。

不过,一位网友回应称,说当时价格无险过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价格改革自有其风险,这就是1988年失败了的价格闯关。这也是导致1989年大震荡的重要原因。

华生回复这位网友说,闯关是批双轨制的产物,当时想抛弃渐进过渡,毕其功于一役,结果闯失败了才又退回到双轨过渡。但那时的教训几乎还没有被总结。不难看出,上述微语言透露出华生的中国观察与担忧,其举一反三的思索亦可见一斑。

这位被称为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,但又自诩是最懒的企业家一再强调:“价格双轨制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我们几个人只是正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。”而获奖者除华生外,何家成、蒋跃等人和田源、张维迎也是主要贡献人。

只做“机制设计”一件事

伊始,华生比较排斥微博,他害怕太过零碎,反而打搅了思路与思考,影响学术研究。

那是在今年三四月间,微博相关负责人登门拜访,希望华生能够“开博”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华生开始通过微博表述自己的想法;很快就有网友的反馈;这激发了华生的兴致。“以前,想法不成熟时,总是自己独立思考或与周围的朋友讨论,深思熟虑形成文章之后才会抛出来;现在,有了与网友的互动,可以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去看待问题。”华生说,“一方面不要怕别人反对,作为学者不能随波逐流,另外,既然多数人有不同观点,亦帮助自己反思观点;这样在写文章时更加全面,更有针对性。”

就像在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上,多数人反对华生的观点,这促使他更加深刻去思考。在形成文章之前,视角更为丰富。

在华生的办公桌上就摆着几组已经成文的文件,诸如《土地财政的岐路与土地权利的症结》等字样的文章。华生说,他会通过一定方式向决策层递交思考成熟的报告;换言之,直接或间接影响舆论和决策层,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。

“当前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争论并未抓住问题本质。”华生认为,“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不在农地农用,而在农地非农的权利归属,这就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土地开发权问题。”

不知是个性使然,还是中南海幕僚的经历所致,参与和见证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华生看问题的角度有些与众不同;现在的他重拾旧日激情,做经济、政治和社会转型研究。

华生说,客观讲,政治体制改革,言论民意缺乏渠道,其表达愿望被抑制,正如“议事机构不议事,遂使微博成名”,从此意义上,微博作用被放大了,亦呈现出扭曲的表现形式。

不过,既然微博已成为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,像保障房政策的完善等就不乏其推动,但因其局限性,微博难免有些扭曲,那么,“如果用好微博,反过来又可以推动体制改革大门的打开。”华生说。

准备做转型研究的华生还发现,近来媒体上谈调结构全是在讲发展新兴产业。他认为理解有偏差。通过微博,他直言,新兴产业是企业家和市场的事。城乡二元结构,贫富悬殊结构,这些是中国今天最大的结构失衡;而且市场调不了,正是政府职责所在。搞错了调结构的内容和方向,恐怕是多年来谈调结构,结构却越来越失衡的原因。

其实,“你看,不管是价格双轨制、还是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,或股权分置改革的建议,我只做一件事——机制设计,接下来要做的转型研究也不例外。”华生说。他解释,指责、抱怨政府乃至社会的人不少,但要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,给出可行方案才有价值。光知道有幸福的彼岸不够,还需要找到抵达的路径才行。

与华生对话

经济观察报:有人说你提出的建议被政府采纳得最多,这是为什么?

华生:当然,偌大一个中国,在重大决策上,作为普通学者提出来的建议,能影响改革的进程,肯定有偶然性也有幸运成份,更重要的是赶上了这个改革转型的时代。

作为本身来说,我想,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同时,不乏建设性可能是主要原因。极端化的观点很难影响政府的决策,包括近年来在研究收入分配、土地分配的问题上,也与领导有过沟通,或许也有些影响。他们说愿意看看我的观点,因比较客观独立,并非政府说什么都去骂,民众说什么都去迎合。社会进步还是要靠理性。

可能这与我一直就做“机制设计”也有关,我想对中国而言,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。光说问题没有用,关键要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,而设计机制之时,很重要的一点是兼融,如果多数人不同意,恐怕也不行,要与现实衔接起来。

经济观察报:拥有许多家规模挺大的公司,让你被称作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,但你为何又称是最懒的企业家呢?

华生(笑):其实我当时下海真是被逼无奈。有朋友也说像我这样认死理的书生肯定干不成。比如让我陪客户吃饭,我肯定会认为是浪费时间。

最懒是因为,我每天到办公室,收邮件,有时见记者,中午回家吃饭;下属的企业,哪怕就在楼下一层,一年都不迈进去一步,自己对自己说,眼不见心不烦。你说会有更懒的企业家吗?当然,这肯定不是企业家的常态。

经济观察报:那么,企业家经历对你做经济学研究有帮助吗?

华生:最直接的好处是独立性更强;财务上自由,又不脱离现实。但我不敢说企业家再回去做经济学家是个好主意。我只是个案,不具普遍性。再小的企业家也需要会带队伍,有承受风险的能力,生活也会高度刺激跌宕起伏,而做学问则需要耐得住寂寞,是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经济观察报:你正要做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转型研究,讨探机制设计的第一个切入口会是什么?估计何时能完成?你依然会通过微博传递你的相关观点吗?

华生:从哪里破题,现在还没有答案。但会借微博力量完善自己的思考;因为不像写博客文章,需要考虑成熟才行;在微博上抛出某个观点,与网友互动有助观点的形成。估计,这项研究也得要个半年一年。

应该说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大转变的时代,相信今后二三十年更是中国社会加速变化的时期。所以我和博友互动说,不要羡慕我们当年赶上了激动人心的80年代,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和精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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