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生我们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符号

发布时间：2020-01-14 17:53:50 阅读：次来源：布贴厂家

欧阳晓红

就像是历史与现代的“混搭”，这是一张会勾起你记忆的微面孔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“价格双轨制”帮助中国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过渡，华生等人的贡献在今天再次得到肯定；他也是“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”的始作佣者；还是“股权分置改革”的推手。

这三大已被决策层采纳的建议，赋予华生——“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专家”之称谓，他将此印制在自己的名片上，另一称号是燕京华侨大学校长；其实他旗下还有市值数十亿的上市公司，但他一概抹去、淡化。

他轻描淡写道，“经商成功很偶然，不具普遍推广性，最大的心思还是在经济学研究。”

好比开微博时间不过半年多，却成为中国微面孔之一，华生说，他挺意外。他坦言，微博平台有被放大与扭曲之嫌，但也许能反作用于体制改革大门的推开。

时代符号

“为什么选上我？我的微龄不过大半年而已。”华生说。他很喜欢《中国微面孔》的创意，却有些惶恐——担忧自己“织围脖”的时间太短，恐入围资格不够。

一个冬日午后，坐在偌大办公桌面前的华生满脸都是困惑，但心情看起来很不错。或许他还沉浸在最近“价格双轨制理论”获奖的喜悦之中，他很看重此奖，“因为真正民主，没有任何外力，完全是几百个评委专家打分评选出来的。”

微博上，他这样写道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和精彩：就像27年前莫干山会议时，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；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。一个社会怎样从这里向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和选举制过渡？这就和当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样，是个艰巨的挑战，从而也更需要今天时代的智慧。

答案已经滑到嘴边。华生试图通过微博传达他的思考，唤起共鸣，推动社会的进步。这已经足够了，这些积极向上的因子，正是促动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因素和力量。与此同时，总编辑约访函中“不在意粉丝量是否最多，而在意改变的促动者”之说法，亦给了他接受采访的理由。他被政府采纳的三大改革建议，无疑一一烙上时代印记。

某种意义上，经济学家的价值也在于被政府采纳的建议，及其推进社会前行发挥的动力。

华生回忆说，27年前的双轨制理论并非完美无缺，但为“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”提供了改革路径，且没有引起社会震动。另外，上世纪80年代，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，即国企按照国有资产的道路改革，包括今天国资委体系的构建最初缘自华生的建议。“那时，是当面向领导汇报建议；而股权分置改革的推动，是靠写文章，最终影响决策层。”

实际上，11月26日，因“价格双轨制理论”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华生，获奖之后，便在微博上解释，看重此奖，因其首次由经济学界自己组织民主投票产生。中国太多知识分子的问题是，他们向权势者争民主，但只要有自己的小领地，就不民主且独断专行。中国民主道路艰难之处正在此。

华生在微博上表示，价格双轨制实行的1985-1992年间，中国还没有富豪和私营企业，当年的官倒基本是公有制企业，他们把计划内倒成计划外，从而瓦解和转化了计划经济，使从来被视为最难的价改无险过关。推动庞大中国转型并非靠激进口号，而是要引入激励兼容而又不可逆的过渡机制。今天政治体制改革正需设计这样的机制。

不过，一位网友回应称，说当时价格无险过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价格改革自有其风险，这就是1988年失败了的价格闯关。这也是导致1989年大震荡的重要原因。

华生回复这位网友说，闯关是批双轨制的产物，当时想抛弃渐进过渡，毕其功于一役，结果闯失败了才又退回到双轨过渡。但那时的教训几乎还没有被总结。不难看出，上述微语言透露出华生的中国观察与担忧，其举一反三的思索亦可见一斑。

这位被称为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，但又自诩是最懒的企业家一再强调：“价格双轨制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我们几个人只是正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。”而获奖者除华生外，何家成、蒋跃等人和田源、张维迎也是主要贡献人。

只做“机制设计”一件事

伊始，华生比较排斥微博，他害怕太过零碎，反而打搅了思路与思考，影响学术研究。

那是在今年三四月间，微博相关负责人登门拜访，希望华生能够“开博”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华生开始通过微博表述自己的想法；很快就有网友的反馈；这激发了华生的兴致。“以前，想法不成熟时，总是自己独立思考或与周围的朋友讨论，深思熟虑形成文章之后才会抛出来；现在，有了与网友的互动，可以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去看待问题。”华生说，“一方面不要怕别人反对，作为学者不能随波逐流，另外，既然多数人有不同观点，亦帮助自己反思观点；这样在写文章时更加全面，更有针对性。”

就像在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上，多数人反对华生的观点，这促使他更加深刻去思考。在形成文章之前，视角更为丰富。

在华生的办公桌上就摆着几组已经成文的文件，诸如《土地财政的岐路与土地权利的症结》等字样的文章。华生说，他会通过一定方式向决策层递交思考成熟的报告；换言之，直接或间接影响舆论和决策层，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。

“当前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争论并未抓住问题本质。”华生认为，“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不在农地农用，而在农地非农的权利归属，这就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土地开发权问题。”

不知是个性使然，还是中南海幕僚的经历所致，参与和见证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华生看问题的角度有些与众不同；现在的他重拾旧日激情，做经济、政治和社会转型研究。

华生说，客观讲，政治体制改革，言论民意缺乏渠道，其表达愿望被抑制，正如“议事机构不议事，遂使微博成名”，从此意义上，微博作用被放大了，亦呈现出扭曲的表现形式。

不过，既然微博已成为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，像保障房政策的完善等就不乏其推动，但因其局限性，微博难免有些扭曲，那么，“如果用好微博，反过来又可以推动体制改革大门的打开。”华生说。

准备做转型研究的华生还发现，近来媒体上谈调结构全是在讲发展新兴产业。他认为理解有偏差。通过微博，他直言，新兴产业是企业家和市场的事。城乡二元结构，贫富悬殊结构，这些是中国今天最大的结构失衡；而且市场调不了，正是政府职责所在。搞错了调结构的内容和方向，恐怕是多年来谈调结构，结构却越来越失衡的原因。

其实，“你看，不管是价格双轨制、还是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，或股权分置改革的建议，我只做一件事——机制设计，接下来要做的转型研究也不例外。”华生说。他解释，指责、抱怨政府乃至社会的人不少，但要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，给出可行方案才有价值。光知道有幸福的彼岸不够，还需要找到抵达的路径才行。

与华生对话

经济观察报：有人说你提出的建议被政府采纳得最多，这是为什么？

华生：当然，偌大一个中国，在重大决策上，作为普通学者提出来的建议，能影响改革的进程，肯定有偶然性也有幸运成份，更重要的是赶上了这个改革转型的时代。

作为本身来说，我想，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同时，不乏建设性可能是主要原因。极端化的观点很难影响政府的决策，包括近年来在研究收入分配、土地分配的问题上，也与领导有过沟通，或许也有些影响。他们说愿意看看我的观点，因比较客观独立，并非政府说什么都去骂，民众说什么都去迎合。社会进步还是要靠理性。

可能这与我一直就做“机制设计”也有关，我想对中国而言，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。光说问题没有用，关键要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，而设计机制之时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兼融，如果多数人不同意，恐怕也不行，要与现实衔接起来。

经济观察报：拥有许多家规模挺大的公司，让你被称作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，但你为何又称是最懒的企业家呢？

华生（笑）：其实我当时下海真是被逼无奈。有朋友也说像我这样认死理的书生肯定干不成。比如让我陪客户吃饭，我肯定会认为是浪费时间。

最懒是因为，我每天到办公室，收邮件，有时见记者，中午回家吃饭；下属的企业，哪怕就在楼下一层，一年都不迈进去一步，自己对自己说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你说会有更懒的企业家吗？当然，这肯定不是企业家的常态。

经济观察报：那么，企业家经历对你做经济学研究有帮助吗？

华生：最直接的好处是独立性更强；财务上自由，又不脱离现实。但我不敢说企业家再回去做经济学家是个好主意。我只是个案，不具普遍性。再小的企业家也需要会带队伍，有承受风险的能力，生活也会高度刺激跌宕起伏，而做学问则需要耐得住寂寞，是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经济观察报：你正要做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转型研究，讨探机制设计的第一个切入口会是什么？估计何时能完成？你依然会通过微博传递你的相关观点吗？

华生：从哪里破题，现在还没有答案。但会借微博力量完善自己的思考；因为不像写博客文章，需要考虑成熟才行；在微博上抛出某个观点，与网友互动有助观点的形成。估计，这项研究也得要个半年一年。

应该说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大转变的时代，相信今后二三十年更是中国社会加速变化的时期。所以我和博友互动说，不要羡慕我们当年赶上了激动人心的80年代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和精彩。